合肥市图书馆作为合肥市文化单位代表受邀出席了首发式，并接受《吴忠信传》赠书。我馆将尽快将赠书交付采编部门进行加工上架，欢迎各位读者前来借阅。
（背景资料）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为孙中山之爱将。武昌起义枪声一打响,吴忠信即投身辛亥革命;历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在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挫败英帝国主义重重阻扰与破坏,将英帝国主义一手泡制的《西姆拉条约》撕得粉 碎,一举“收回己失治藏主权”;1944年秋,吴忠信赴新疆主政,与分裂势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为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立下了丰功伟绩;去台之后,吴忠信倡导、组织编写了一系列边政要书及史志文稿,由此形成一股“回望祖国”的著述热潮。
该书采取写史叙事的手法，记述吴忠信在祖国民族边疆史上的历史地位，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藏独、疆独、台独，促进祖国完整统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积极意义。本书也是研究合肥本土历史人物的一本重要著作。
一首悲壮的战歌
（王鹤鸣）
1944年，吴忠信已是花甲之年，在“坚辞不予”的情况下，还是奉命西行。
在他主政新疆之初，又逢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暴动”。革命乍起，泥沙俱下，从一开始就受到狭隘民族主义和反动宗教势力的影响，加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渗透和介入，将本来的革命群众反对盛世才的暴政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却别有用心地贴上分裂祖国的标签。同年
国家的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作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的大员和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的吴忠信，自然要奉命于中央，效命于全体中国人民、捍卫祖国每一寸土地。对于他们分裂祖国和脱离中央的行为，更不能容忍和迁就退让，于是双方展开一阵又一阵，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战斗。
吴忠信简介
（戴健）
67年前，
此行圆满东归去，全藏人民信佛深。
遍眼荒山无一物，有心有愿作甘霖。
吴忠信是合肥人，早先他出名于辛亥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合肥吴姓祖籍江西瓦家坝，明末清初落籍江淮。
吴忠信16岁投笔从戎，次年考入南京江南武备学堂，1906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龚镇洲在江苏清江攻打督署，吴忠信则力促他的上司、江北提督徐绍桢在南京起义。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28岁的吴忠信出任京师警察总监并监理市政。一天，孙中山的车夫驾车在南京市中心鼓楼撞了人，被警察扣下。大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给吴忠信希望放人。吴忠信回话，得秉公执法，不能通融。总务局长只好亲自来警局办理了赔偿手续。此举传出，舆论大哗，交口称赞者当然占了上风，谓之“民国新气象”，南京的社会治安一度显著改善。
孙中山和黄兴先后辞职离开南京后，吴忠信去上海，接替合肥同乡范鸿仙出任《民立报》总理并一度代于右任当报社社长。他们和报社同仁章士钊、宋教仁、吕志伊、叶楚伧、张季鸾等，轮番撰写社说和时评，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报道各地的民主共和活动，深受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吴忠信是首批120名党员之一， 他在东京经陈其美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又先后回上海策动江浙一带的武装起义。1922年元旦，吴忠信与小他两岁的蒋介石经胡汉民、许崇智见证，在桂林军旅结为把兄弟。5年后，吴忠信将蒋介石的如夫人姚怡诚及次子蒋纬国临时安顿于自己在苏州凤凰街孔府巷内的私宅，为“蒋宋联姻”铺平道路。蒋介石认吴忠信的大女儿驯淑做干女儿，而蒋纬国则称吴忠信为干爸爸。当年吴忠信的同乡、年轻的卫立煌投奔广州，吴把他介绍到孙中山的大本营做警卫，卫立煌做到孙中山警卫团排长，后以拥有与孙中山夫妇合影为幸。抗战中卫立煌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1932年3月，吴忠信就任安徽省主席，次年改任贵州省主席，1944年还做过新疆省主席。他到安徽下车伊始即宣布：“我本皖省人士，为家乡父老服务乃是本人的天职。”鉴于安徽财政已严重寅吃卯粮，他特从国民政府争取到一笔特拨款项，给公薪人员发放积欠工资，并热心筹划宁芜公路建设。处于专门捣乱、要县缺、要关卡的贪官污吏的重重包围中，吴忠信曾考虑该抓就抓，以儆效尤，终顾虑若真那样连“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而投鼠忌器，乃辞职了事。张治中晚年曾回忆：“吴忠信是个老好人。他没有做坏事，而且天天想做好事。”1936年，吴忠信为合肥辛亥先驱倪映典题书“陆军上将倪烈士映典纪念塔”，而卫立煌则撰《倪烈士塔铭》。该塔原在小东门街（今长江中路）南侧的映典小学内，如今仍竖立在合肥长江路桥西侧的“淮浦春融”景区中。
关注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
1936年8月，吴忠信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处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任职期间，经历了西藏地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找并经中央政府认定到坐床（即位）的全过程。
西藏原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达赖和班禅是黄教领袖宗喀巴的两大传承弟子，后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达赖”是蒙语“大海”，“喇嘛”是藏语“大师”。合起来说，就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上师。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前两世得以追认。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应清帝之邀来到北京，被正式册封，并授予金册和金印(金印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达赖喇嘛”封号自此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此后历任达赖喇嘛转世必经中央册封，成为定制。
达赖和班禅两个喇嘛系统均采用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有时寻访到的“灵童”不止一个，便须“金瓶掣签”）。再经过中央政府认可和“坐床”仪式，便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1938年7月，西藏方面向中央政府报告，新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已在青海塔尔寺附近寻获，请派员择吉莅藏，认定并主持坐床典礼。吴忠信接报后认为，达赖灵童转世事关重大，中央政府派员进藏表示对幼童的认定和祝贺，将能促进民族和睦和维持边疆稳定，至少他应参加。他向国民政府提出实施方案，组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代表中央政府前往西藏主持达赖转世灵童坐床，并安抚和慰问藏族僧众。在抗战期间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积极争取拨款并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解决了包括外汇在内的经费问题。1939年10月，他派孔庆宗等蒙藏委员会官员护送生于1935年的拉木登珠（即将要坐床的十四世达赖）从陆路进藏，抵达拉萨之日远道前来赡礼者达数万人，西藏僧俗欢欣若狂。而吴忠信作为前往祝贺的中央特派大员，则按西藏传统习俗，由香港经缅甸、印度（今孟加拉国）、不丹绕行，从南边（喜马拉雅山之阳）入藏，以示礼重。
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主权
万里路遥，坎坷艰辛。吴忠信在穿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时，看到沿途密布着英国兵站，使他更感受到帝国主义图谋和染指中国领土的野心未死，感受到此行捍卫国家主权责任的重大。他们一行经亚东、江孜，于
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往往别有用心，吴忠信“下车伊始”就感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到拉萨的第二天，吴忠信依例去布达拉宫瞻礼时，有人竟横生枝节，将正门三道台阶的中道用绳索拦住，说是中道只能由达赖一人走，其他人须从旁道。吴忠信正言厉色：“我本代表中央的大员，在本国的领土内，无处不可行走！”说罢，即命拆除拦起的绳索，从容执杖，中道而上。
在准备坐床大典的细节安排时，曾有英国驻藏代表唆使少数别有用心者提出届时吴忠信应向达赖灵童行参拜礼，并拟将吴的座位安排在达赖正座下首左侧，以蓄意降低中央代表的地位。吴忠信严正指出：“西藏地方从属中央政府已有800年之久，达赖喇嘛坐床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他人饶舌！我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如否认中央代表的察看权和主持权，我即行离藏！”在热振呼图克图等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吴忠信被安排与达赖一起面北朝南平坐，共同接受各方的参拜，而英国等代表的位置则排在吴忠信随员之下。英国代表古德眼见阴谋不能得逞，拒绝参加达赖的坐床典礼。帝国主义者多年鼓吹的中国对于西藏“是宗主国、不是主权国”的谰言又一次破产了，他们和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妄图改变西藏地位的阴谋终未得逞。
布达拉宫被誉为“高原圣殿”。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前后，吴忠信一行还到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等处“熬茶布施”，给两万多喇嘛每人赠藏银七两五钱。在藏三个月，吴忠信广泛会见僧俗官员，为藏汉群众施药寻诊，并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吴忠信此次西藏之行，对于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统一，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吴忠信也一直认为，他一生中最为难忘、最为难得又最为艰辛的使命，就是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
